中式庭園——詩人的理想歸宿
不同的庭園映照不同的心性。陶潛“榆柳蔭后檐，桃李羅堂前”，謝靈運“羅層崖于戶里，列鏡瀾于窗前”。每個時代的庭園也是如此，先秦的高臺，魏晉的樓觀，南北朝的山園，隋唐的禁苑，兩宋的私人宴集之區(qū)，庭園在此成了時間遷移的印記。兩宋關于庭園的名篇著述甚多，然多為造園必需的一面或略記。至于明末，則有造園專家計成所著的《園冶》，世界造園史上著名的一總之作。是書被日本學界譽為“奪天工”。
《園冶》一書將中國庭園的營造上升為理論。舉凡相地、立基、墻垣、鋪地、掇山、選石、借景，等等，實踐與具論，無不扼要述及。自此而后，在計成的總論之上回溯中國庭園，風格的變化觀察得更為明顯。秦漢的實用，魏晉的田園，隋唐的山水，兩宋的自然，明清而后的爾工爾精至于繁復。標尺垂范，《園冶》之后，便少有類似的著述了。
民國是中國古代建筑系統(tǒng)研究的白銀時代，以營造學社為中心，許多學者的工作都是開創(chuàng)性的。葉廣度著《中國庭園記》，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歸來，刊布于1932年底。作為一部首次系統(tǒng)介紹中國庭園美學的小書，他并未按中國庭園演進的軌跡論述，也并非立意為世人提供營造現(xiàn)代庭園的圖文范本，緣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、士紳的庭院、別墅對“國民”的意義。在更為宏闊的境地，試圖為中國的庭園美學得出其簡約規(guī)范，亦即可廣為人知的通俗建筑學的意匠標準。
他有一個觀點，文學是詩人在自然之美與庭園之地間，往來感慨寄興的產(chǎn)物；而庭園又是他們理想中的必然歸宿。所以，他將中國古典文學上的幾個概念，來涵容園林設計的美學。“清淡、優(yōu)雅、靜秀、冷逸、超潔”十個字，五個詞語，中國庭園美學的概念煥然而出。幾個詞提供了十種具體的審美方式。
具體而言，清為澈，明晰若無，如《道德經(jīng)》所言“湛兮，似或存”，了無痕跡。淡為無痕跡的表征，是自然與人為的界限。優(yōu)若晨星在天，花開荒野，一見傾心；雅乃“古”與“正”，為標準，是“優(yōu)”的限定。靜則指向內(nèi)心的自審，指外物不使心有所掛礙；秀指靜有生氣，整體氣韻得宜。冷是條理與歸屬，是對心的約束；逸是分外之思，又是對心的驅(qū)使。超是方外之詞，自俗世歸于庭園，如收心復歸于嬰兒，自得純?nèi)恢畼罚粷嵤遣浑s染，如水流，融融不竭，有聲卻似無聲。
這幾個總括性字詞的底蘊，均在于自然。自然是人所寄身之地，庭園是心的外化；那么，建筑的營造則以自然為最高標度。中國的庭園美學即在其中。以此來判斷、審美古往今來的建筑，即是建筑發(fā)展的未來，在隱約中對“國民”便有了普遍的意義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葉氏的寫作初心乃是對《園冶》的學理性抽象與物證。
基于此，葉氏全書筆墨甚為簡括，整部《中國庭園記》結(jié)構(gòu)開闊，脈絡舒朗，仿佛一部大書的綱要。與營造學社其他同仁的建筑學背景不同，葉氏在現(xiàn)代學術理念的框架下，行文更多體現(xiàn)了文人的特點。書中例證，實際的庭園遺存之外，他多著眼的是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文學作品，尤其是詩；其次，取證于繪畫作品，微細至畫上題跋；再次，方從筆記、小說中找尋資料，甚少從史料中爬梳。
如魏晉，多從阮籍、陶潛，六朝則是鮑照、謝靈運。唐之李白、王維、韋應物，韓愈、柳宗元。宋則蘇軾、歐陽修。典籍則為《古詩十九首》《畫譜》《武林舊事》。繪畫是韓幹、趙孟頫、倪云林，等等。這些璀璨的名字本身就是各個時代園林的氣象。以他們創(chuàng)作的詩文與藝術作品，論述中國庭園的美學，如風入松林，予人以極大的想象空間。亦使得文風流麗，意興盎然。
雖然全書論點的佐證主要來自古典，論述的形式卻并不拘泥，多采用圖表展示。每一節(jié)具體的論證均是條理清晰，使人瞬間洞然。譬如對《紅樓夢》體現(xiàn)的庭園美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便層現(xiàn)完備。對圓明園規(guī)模布局的分析，也是如此。“庭園的組織”一章，則是作者對上述庭園美學的物理分解。全書結(jié)構(gòu)甚為嚴謹。
按梁啟超“二十四史乃帝王家史”一說，疆域即是帝王的私人園林。但帝王依然要一日賞畢天下美，所以圓明園仍要匯集北方的工整與南方的清麗。帝王“庭園”依托山水謀得天下，王侯顯貴仰首帝王，微縮山水，以獲自然之微意。還好中國的庭園建筑，宗廟、宮殿、世家之外，民眾尚有居住之所。只可惜經(jīng)典如《園冶》，發(fā)心也不是面向茅屋山野。
而第四種庭園，民眾的居所，乃是前三種各式庭園薰習下的結(jié)果。葉廣度的寫作初衷，在于庭園對“國民的意義”。而民眾的日常，無需模擬山水，因為其自身即在自然之內(nèi)，所模擬的只是宮殿代言的權(quán)勢與世俗的富貴，以及各式宗廟建筑賦予的寄心祈瑞之意。
現(xiàn)存的建筑實例中，西湖為自然與庭園的結(jié)合之人間佳構(gòu)，山水、樓臺、殿宇，一一并存，“是全國公私庭園的設計，都以她為典型，做參考的資料；極中國風景之大觀”。所以，葉氏以西湖為現(xiàn)代法本，詳加論解，而非完全是權(quán)貴意志的頤和園等昔日皇家園林。民國之時，“人”之個體意識漸趨成為通識。《中國庭園記》以“概觀”中國庭園美學為學術之論，目的卻是希望“國民”“隨社會演進，由宮廷藝術，必然到國民藝術”。
遠宮廷，近自然。葉氏寸心微意，全在此處。而是書之后，葉廣度也再無相關著述，頗有隱者之風。作家、學者臺靜農(nóng)在《葉廣度詩集》序言中，說其“喪亂以來，憩影沙頭，問樊遲之稼，學東陵之瓜，似樂放逸，與世相忘”。正是題解葉氏“與世相忘”的“國民意識”。是書刊行80多年后的今日，我們想觀賞一下好的庭園，仍然需到那些古代的遺存，委實令人感慨。而其以庭園美學，指引個體國民的發(fā)心，則令后世學者愧然側(cè)目。
以庭園之美，歸納人心，所有的放置又合乎自然。中國的庭園，凡那些被我們樂道者，均是“易”的思想、“禮”的規(guī)范，與“詩”的采集，三種思想結(jié)合得最為微妙者。易是天地自然之道，禮是尊人倫之規(guī)范，詩乃心志，交通于易、禮。葉氏引清詩人陳維崧《虞美人》詩句，“好花須映好樓臺。”“花”即自然，“樓臺”乃自然與禮交匯的結(jié)果，“須映”二字則是對“人”的要求。自然與禮之間，人需要有“詩”的精神。“詩者，志之所之也”。
棲心可得自然，中國的庭園美學如是。（文/網(wǎng)絡）
